《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程，把这些知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书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无书了。书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识，如史书，其中的人与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从中得到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抽象的。“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是有区别的。“求同存异”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处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达到一定的共识；“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处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实现途径的不同。与人交往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也需要认识到别人本质上与自己的共同点，无论是道理上，还是在处事途径上可以找到其共同处，促进互相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道理，都需要去体悟，使之成为自己的认识，“和而不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