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小研读《周礼》、《史记》、《文选》……，深受儒学精义陶铸。而当时的湖湘学风也促成了其理学的发展：在湖南，程朱理学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1）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升居翰林，师法桐城派宗师姚鼐后，又师从理学大师唐鉴“从讲求为学之方”。（2） 同时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关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 、仁和邵公懿长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3） 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的曾国藩“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4） 。当时，清朝已步入末世：农民起义频繁；列强咄咄逼人；封建礼乐崩坏。为解决“内忧外患”，清政府欲扬理学，振纲纪，曾国藩孜求理学也正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道光末年，曾国藩去都南下，躬行践履，汲纳百家，进一步发展了其理学思想。
一、继承并发展了“理一元论”，“理一分殊”的学说。
关于世界的本源，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就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万物。曾国藩说：“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5） 可见他继承了朱子“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朱子指出有“理”才有“气”，但“理”是本。曾国藩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6） 可见两人都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关于理学的“理一分殊”曾国藩指出：“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亿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 。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7） 他强调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亲与不亲，贤与愚之间的差别，这有利于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于理学中的“性”，“命”，曾国藩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8） 这样，曾国藩也就强调了封建伦理原则也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如何认识“理”呢?曾国藩继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9） 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认识到具体事物，才能认识“理”；反过来，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可见这种方法论合乎思想逻辑，具有致知派的特点。
二、强调“理则礼也”，（10） 抉发儒家礼学之新意。
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1） 他认为学礼就是学“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12） 学“礼”就是学“治世之术“，这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13）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
三、以“体”、“用”论义理与经济，将“经世之学”纳入理学范畴。
曾国藩指出：“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14） 将“经济”独立出来，可见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重视。而他又进一步强调经世不能脱离义理的控制，要在“义理之内”。要以道德为体，经济为用。理学是儒学的核心，经世之学是其精神的延伸，起辅助作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15） 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高度物质技术文明挑战的严峻局势下，注重“经济”之学正是曾国藩要求改变现状，兴工济世，挽救危局的反映，他强调义理与经济胶合，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胶合，促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形式。
四、强调“力行”，主张通过躬行实践来强化封建道德的修养。
韩愈提出“复性说”：通过修心养性恢复人的“善”性，所谓的“善”当然是指封建伦理道德。曾国藩指出要想复性“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16） 他指出不仅要恪守封建的仁、敬、孝、慈，而且要“力行”实践，这样才能恢复人的“善”性。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其将躬行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7） “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已将问题解决，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曾国藩还主张要从具体的小事“实用其力”，“近年军中闻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18） 可见曾国藩讲究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摒弃了当时理学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并且为他以后从株守宋学到调和汉宋埋下了伏笔。曾国藩的躬行实践思想对于整顿当时日益腐堕的封建道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理学名儒”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的理学著作，但究其一生，治学甚勤，在躬行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主张“即物穷理”，“礼则理也”，“力行实践”，并将“经济”纳入理学范畴，其思想分流有似于先秦“一儒分八”的故事，但又逆向汇归于理学之中。当然曾国藩也并非独尊理学，而是择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之长，兼收并蓄。就其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可以用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的一幅对联来概括：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注 释：
（1）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首卷，第5页
（2）（3）（4）（12）《曾文正公年谱》卷一，卷四，黎庶昌编，海文出版社，1985
（5）（11）《曾文正公杂著·日课四条》，《曾文正公杂著·笔记二十七则·礼》李瀚章编，海文出版社，1985
（6）（8）《曾文正公文集·顺命性之理论》李瀚章编，海文出版社，1985
（7）（9）（16）《曾文正公书札·答刘孟蓉书》李瀚章编，海文出版社，1985
（10）（13）《曾文正公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14）《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刘传莹编，海文出版社，1985
（15）《曾文正公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16）《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
（17）《曾文正公书札·致吴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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