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难题”作为德里达哲思工作的真实处境

事实上，“法国公民、出身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德里达”这一表述本身就表明，德里达一出身就遭遇到了难题，德里达的成长也无时不在经历着或体验着难题。这一难题是如此复杂、如此多义，以至于到了1986年5月，当德里达接受迪迪埃·卡昂的广播时，对于像“你对阿尔及利亚那段时光有什么记忆？”这样的问题，他也只能回答说，要叙述他的成长经历，对他来讲，将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力作的冒险，即去发明一种语言、发明几种回忆的方式……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样的冒险使我着迷，但目前它实际上还是不可企及的”[11]。

为什么要叙述一下自己的成长“历史”都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呢？原因在于，对德里达来讲，这牵涉到一个文化身份的追溯与确证的难题。

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父母都是犹太人。那时，阿尔及利亚仍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下，犹太人身处一个特殊的地位：与那些阿拉伯血统的阿尔及利亚兄弟比起来，他们是法国公民；然而在正宗的法国人眼里，他们不过都是些“黑脚”，二等公民。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德里达从小就生活在单一的语言环境中——文化习俗禁止他学阿拉伯语，法语成了他的唯一语言。“然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文化中，在阿尔及利亚讲法语的犹太人社区中，总有一种法国不是阿尔及利亚的感觉，总感到法语的源头、规范和权威都在别处”[12]。因此，对德里达来讲，法语这一母语就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法语这一母语是他者的母语。

至于犹太人本民族的文化，德里达说，虽然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家庭大都坚守着所有外在的仪式，然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对他来讲却完全是个空白。与此相反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兴起的“排犹主义”，他到是记忆深刻——维希政权时期（1940—1943年德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时期），因他的犹太人身份，德里达被赶出中学校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充满对立、融合、交叉的风景。在我看来在这个主题上哪怕是作最少的陈述也是一种超前的截肢”[13]。

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独特的经历和体验，使得德里达立志做欧洲精神的传人时，他总是选择一个独特的位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总是身处于某种既介入、又保持距离，既相信、又质疑，既坚持、又游移的“难题”式情景：

在他最初步入学术界的六十年代，知识界弥漫起了一种整体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普遍对哲学、对人、对人的概念产生了一种极端的质疑。“当时，更经常地以追求非哲学或超哲学的方式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想正凯旋高歌，它宣布哲学已经终结，或者至少是哲学姿态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姿态。”对此，德里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去动摇形而上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没有对这种历史全然陌生的语言”[14]。 因此，为了与所有这些思想拉开距离，他试着要做出的哲学姿态就是：“一方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那种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无需否定哲学，也无需去说哲学已经过时”；换句话说，“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又不放弃哲学”。这就是困难的来源，三十多年以来，德里达“一直就处在这种困难之中……一直没有间断地处在这两极之间。”

三十多年以来，德里达这种“居间”式的哲学姿态越来越大地获得了国际化的影响，然而在法国，他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处在边缘。也就是说，德里达作品的最热情、最富建设性的读者在法国以外。这种情况又给德里达带来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考虑到生活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的拟想的读者和可能的读者，包括中文世界里的读者，这使他在写作时，强烈地感受到某种“翻译的不可能性”的难题。“我必须注意这种进行中的广义的翻译工作”：那不只是语言的翻译，也包括文化与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德里达虽然一直在法国最舒适、最有名气的学术机构中工作，但却长期处于边缘。[15]渐渐地，这种处境在他的工作中留下了印记，也给他的写作方式带来了影响：四十年来，他既写作了一些相当传统的文本，又写了一些超出了大学模式的试验性写作。[16]“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又是处在两种规范之间，也可以说我得在两种不同的空间之间抗争，既不放弃此又不放弃彼”：从未否定大学的规范，但也从未放弃某种以质疑大学模式出现的写作尝试。

由于一种“写作姿态”必然地与某种“书”的模式、书的历史模式内在相关，因此，德里达的这种对书写的质疑必然会产生对某种“书”的模式、书的历史模式的解构性质疑。这种质疑从《书写与差异》起开始显露痕迹，在《论文字学》中正式得到揭示，那就是，“对某种以圣经或百科全书形式表现的可自我关闭的整体的怀疑。”这种书的绝对模式与另一种书写相对，那种书写从不宣称在自己身上集结了绝对知识。但是，由于这种书的文化与拼音文字密切相联，与整个西方历史密切相联，这使德里达无论是在哲学上、政治上还是在伦理学上，都产生了一个无法决定的两难：“我不能决定对书持完全赞同或完全否定的态度，也不能决定对哲学持同样决断的态度”。因此，怀疑就成了一种妥协、一种互让和解，一种在两种必要性、两种最终矛盾的律法中寻求最佳可能性的姿态。

然而，那种与拼音文字密切相联、与整个西方历史密切相联的整体是什么呢？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那就是在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哲学宰视主义、触觉中心主义等等。要与这样的对立面达成和解与妥协，“这使我常常在我所写或我所讲的东西中遭遇到要说的一些东西——它们在古典形式逻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但我在尝试尊重逻辑，尊重常识的同时去探讨它们”[17]——这就是解构姿态的两难：“思考哲学，应当以逻辑的方式还是以修辞的方式进行呢？”

“在是与不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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