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激情的木偶：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四川大学生联盟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论文格式,免费论文,法律论文,论文致谢,报告,消息,八荣八耻论文

作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份，“红卫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文革”前期充满激情和狂热的“红卫兵”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动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为什么在那一代人中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有三个途径，即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和同伴影响。对“红卫兵”这一代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支配他们当时行为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也有助于理解这一代人今天的行为和观念的踪迹。

　　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通过考察“红卫兵”一代所处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社会环境及他们的青年心理等，来分析“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与机制，以揭示“红卫兵”从社会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有政治激情而无思想的“木偶”的文化因素。

　　一、父辈的政治地位决定了政治文化在家庭内如何传递

　　在“文革”前高度政治化、以“出身”论高低贵贱的社会中，家庭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非常显著。“文化延续的最佳指标，在于父母能否把这种文化的涵义、观念，清晰而有效地传递给子女。[1]”家庭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来实现的。“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及社会政治地位不同，其政治社会化方式也有所不同。[2]

　　“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之父辈多为参加过战争的革命者，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父辈这一代的政治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左倾”政治文化观，他们属于“革命的一代”和“服从的一代”。其子女这代人从小就受到父辈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家庭对这些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两个方面。父辈通过复述个人的经历和自我评价，把自己的认知感受、先验的革命理想、战争文化、对意志力量的崇尚等，自觉不自觉地传给下一代。在传递这些政治价值、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政治规范的过程中，父辈的倾向性对下一代有明显的影响。[3]

　　同时，干部子女从这种政治文化中体验到优越感，对父辈的政治观念自觉地学习、体认，将之纳入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他们往往自觉地学习、模仿父辈的观念行为，并用以观察社会。

　　中共高级将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回忆反映了这种政治社会化的典型模式。她认为，父辈们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追求，对“红卫兵”一代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她写道：“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足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4]”这种革命观念渗透到孩子们的心中，所以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们往往渴望再现父母和革命所具有的道德品质，以致于伙伴们的课余活动也受到这种革命观念的驱动。

　　陈凯歌对“文革”前革命干部家庭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的味道，而无法逃脱。[5]”

　　1966年夏，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主要在干部子女相对集中的学校，这与他们在“左倾”的环境中从父辈那里吸取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

　　而在那些政治背景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家庭中，子女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政治文化信息就完全不同了。其父辈通常要求子女要服从党、团组织的要求，按社会上主流的政治准则行事；甚至要子女从父辈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少数比较极端的还要求子女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与父辈断绝关系，积极向主流政治文化靠拢。在这些青少年当中，不少人出于社会政治压力及个人前途的考虑，产生了反叛家庭的念头或行为，希望以此表现自己皈依主流政治的愿望，从而寻求一种理想或安全及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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